葆桢、郭嵩焘、韩超并由道员擢授巡抚，刘蓉且以诸生超授抚藩。开诚心，布大度，孜孜求治，用能臣芟夷大盗而至中兴。臣每伏读穆宗毅皇帝圣训，未尝不感极起舞而至于流涕也。
又同治八九年，用人行政，赫然有兴作之意，臣窃谓皇太后、皇上有光明圣徳，可与为尧舜之治也。所以倦勤者，得无励精已久，而致治无期耶！
臣维同治初年，大乱甫定，上下肃雍，中外望治，譬大病新愈，补之自强，此中国图治第一机会也。然圣意勤勤，而未足振弱者，不变法故也。
光绪八九年，宫廷赫然求治，士风大变，譬久病稍起，非更加医药，不能骤廖，此中兴第二机会也。不幸法夷入寇，于是复蹶。得无有谗匿之口，间于左右，以为臣下能言者不周于用乎？
夫人各有能有不能，通治者未必知兵。夫天下多才，不能以一人偾事，而尽疑天下之才。岂圣意以为尝图治矣，而辅相无人，因而渐怠耶！生谓中遭事变，所以不竞厥施者，不慎选左右故也！如使皇太后、皇上优危惕厉，震动人心，赫然愿治；但如同治、光绪之初年之时，本已立则末自理，纲已举则目自张，风行草偃，臣下动色，治理之效，必随圣心之厚薄久暂而应之。
臣所欲言者三，曰变成法、通下情、慎左右而已。
夫法者，皆祖宗之旧，敢轻言变者，非愚则妄。然今天下法弊极矣，六官万务所集也，卿贰多而无所责成，司员繁而不分委任，每日到堂，拱立画诺，文书数尺，高可隐身，有薪炭数斤之微，银钱分厘之琐，遍行数部者，卿贰既非专官，又多兼差，未能视其事由，劳苦已甚，况欲整顿哉！故虽贤智，亦皆束手，以为周公为今冢宰，孔子为今司寇，亦无能为，法弊至此，求治得乎？
州县下民所待治也，兵、刑、赋、税、教、养合责于一人，一盗佚、一狱误、一钱用而被议矣。责之如是其重，而又选之极轻，以万余金而买卖缺焉。禄之极薄，以数百金而责养廉矣。
其下既无周人虞、衡、牧、稻之官，又无汉人三老、啬夫之化，而求其教养吾民，何可得哉！以故外省奉行文书，皆欺饰以免罪；京朝委成胥吏，率皆例以行奸。
倘若吏部以选贤才也，仍用签除；武举以为将帅也，乃试弓石；翰林以储公卿也，犹讲诗字，其他紊于法意，而迂于治道，舛乱肴决，难遍以疏举。是以皇太后、皇上虽有求治之心，而无致治之效也。
今论治者，皆知其弊，然以为祖宗之法，莫之敢言变，岂不诚